摘要：東漢洛陽的各類建築，時有災異發生(shēng)，且在桓、靈時期進入頻發期，這與當時愈形衰亂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關。對于建築災異，災異家往往以“空間”爲線索，通過揭示建築的職能與象征性對這些災異加以解說，這以蔡邕關于平城門、武庫的論說爲其代表。發生(shēng)于“殿之最尊者”德陽殿的災異，則尤爲史家所關注。盡管德陽殿承受着漢家的天命，但在具體的災異咎責上，災異承受者還是被确定爲梁氏外(wài)戚等實際掌權者。對于光和年間的白(bái)衣人闖宮事件，應劭、劉昭等人爲了迎合漢末急劇的政治變動而做出更爲合理的解說，篡改了蔡邕、司馬彪所記錄的某些細節，災異發生(shēng)的地點這一(yī)核心要素，也由德陽門轉變爲中(zhōng)黃門寺曹騰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