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按溝口雄三的“兩種陽明學”之說，日本陽明學與中(zhōng)國陽明學屬于完全“異質”的不同形态的陽明學。據此，則陽明學唯有特殊形态的陽明學，而陽明學的普遍性被抽離于曆史之外(wài)。顯然，溝口先生(shēng)的問題意識源自近代日本。而近代日本至少有四種形态的“兩種陽明學”：中(zhōng)國的與日本的，右翼的與左翼的，前近代的與近代的，國家主義的與個人主義的。1896年吉本襄創刊的《陽明學》以及1906年東敬治創刊的《王學雜志(zhì)》（後改名爲《陽明學》）屬于右翼陽明學、國家主義陽明學的典型形态；1910年石崎東國創立的“大(dà)阪陽明學會”以及機關雜志(zhì)《陽明》（1919年改名爲《陽明主義》）則屬于“民間陽明學”，而有别于國家主義的“官方陽明學”。須指出，陽明學在與異域文化的接觸和交流過程中(zhōng)，其形态可以是多樣的、“特殊的”。然而，陽明學的思想義理卻有其自身的“普遍性”，如果我(wǒ)們隻是強調陽明學曆史形态的複數性、多樣性，則不免導緻偏激的曆史相對主義。